1955年的秋天，授衔名单下来了。
十名开国大将，名字一个个念出来，没有人拒绝，没有人嫌低。唯独有一个人，不但不想要大将，还跑去找了整整五位领导，一次一次请求降衔。这个人叫许光达。
他找过周恩来，找过贺龙，写信给毛泽东，找过彭德怀，又找过罗荣桓。五次，全部碰壁。最后毛主席在会议上举起他那封信，当着朱德、彭德怀、贺龙的面说：“这是一面明镜，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！”
从炮科学员到红军将领：一个十九岁“娃儿排长”的开始
时间拨回1908年。湖南长沙县，一个叫许光达的孩子出生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开国大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会是十名大将里最年轻的那一个。
1925年，许光达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年他才十七岁。翌年，经中共湖南区委推荐，他考入黄埔军校，进入第五期炮科。
黄埔的日子不好过。军事训练强度大，许光达偏偏不服输。一次对刺训练，他专门挑了全队刺杀冠军——一个绰号叫“大块头”的人——较量。结果很快败下阵来，对方扬言：“你练两年以后再来。”许光达受了这口气，反而练得更狠了。
他注重队列动作，军人姿态标准，成了全队的队列标兵。在黄埔，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、周恩来讲课。这些经历，给了他一个底子：既懂军事，又懂政治。
1927年8月，南昌起义爆发。许光达提前毕业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炮兵营见习排长。消息传来，他立即动身去追革命队伍。
但路不好走。反动派封锁严，距离又远，许光达和几名同志一路徒步，赶到南昌时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了。他没有停下来。继续追。
在江西宁都，他终于赶上了南昌起义部队第二十五师。编入该师七十五团，从排长干起，人称“娃儿排长”。时年十九岁。
会昌之役，他率全排为全连尖刀，攻克一处高地，获团嘉奖。战后直接升代理连长，人称“娃儿连长”。打仗，他不怵。
但紧接着来的，是三河坝战斗。1927年10月，战斗惨烈，许光达受了重伤，与部队失去联系。
部队走了，他一个人留下来。伤没好透，就开始辗转寻找党组织。从广东到安徽寿县，从事秘密兵运工作；因暴露，撤回长沙；再到河北，又被通缉；辗转到上海，参加中共举办的军事训练班。整整两年，他都在跑，都在找，始终没有放弃。
1929年10月，许光达终于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。从此，他跟贺龙搭上了关系。
1930年2月，红6军正式组建，许光达参与其中，先后担任军参谋长、第17师政治委员、师长。1930年7月，红6军与贺龙的红2军会师，组成红2军团，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。他带兵战华容、攻长沙、占巴东，转战湘鄂两地，打了数十场大小战斗。
松滋杨林寺一战，他率第17师顶住数倍于己的敌军，保住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。这一仗，打出了口碑。
但麻烦也来了。1930年、1931年，党内“左倾”路线当道，强迫红军打城市战、堡垒战、阵地战，红2军团付出惨重代价，根据地大大缩小。许光达亲历了这一切，心里有数，但执行命令。
1932年1月，应城战斗，转折点来了。时任红25团团长的许光达亲自带战士冲上前沿阵地，被敌炮楼机枪击中——子弹打进胸腹，弹头距心脏仅十厘米。
在洪湖苏区医院，没有麻药，他嘴里咬着毛巾，双手抓住护士手臂，接受手术。开了三次，子弹太深，取不出来。贺龙当机立断：秘密转送上海治疗。
上海的那一幕更是惊险。许光达被推进手术室准备麻醉，地下交通员突然闯进来，拉起他就往外跑。几分钟后，一批国民党特务冲进了那家医院。党内出了叛徒，情报泄露了。许光达命大，跑掉了。
子弹没取出来，人留着有用。党组织决定：让许光达去苏联，边治疗，边深造。
1932年10月，许光达抵达莫斯科，进入国际列宁学校中国班学习。他先攻俄文，很快能用带湖南腔的俄语和人交谈，读懂俄文书籍。在苏联，他系统学习了炮兵和坦克知识。这段经历，后来成了他被选为装甲兵司令的核心资本。
延安、西北野战军：许光达回来了
1937年11月，许光达在王稼祥的安排下，从苏联启程回国。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跋涉，1938年1月，他踏入延安。
这是他第一次见毛主席。在十名开国大将中，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毛主席的人。同行回来的，还有五十多名留苏青年。毛主席高兴地接见了他们，对这批人寄予厚望。
许光达回来，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干了整整三年。任训练部长、教育长、分校校长，搞军事教育，带学员，不打仗。这三年，是他革命生涯里最“安静”的三年，也是他后来写降衔申请书时最愧疚的三年。他觉得，别人在前线流血，自己在后方教书，心里过不去。
1942年，许光达终于出山打仗。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。独立第2旅的底子，正是贺龙当年拉起来的红2军团，也是抗战时期的358旅。对这支队伍，许光达再熟悉不过。十年前并肩作战，十年后重归麾下。
抗战胜利后，解放战争打响。1946年，许光达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。1947年，为配合彭德怀经略西北，他率3纵向西渡过黄河，加入西北野战军序列。
1947年8月，一场危机突然降临。正在陇东作战的彭德怀接到紧急战报：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和九支队，被刘戡大军团团包围，困在榆林河、无定河、黄河交界的狭小地带。形势极度危险，随时可能全军覆没。
彭德怀当即决定：派许光达带队去救毛主席。这是一道死命令。许光达出发前做战斗动员，告诉旅长们：就算炮弹落在身上，也决不后退；就算3纵拼光，也要把毛主席救出来。
全纵冒着瓢泼大雨，在规定时间内赶到乌龙铺。许光达随即组织防线，拦截刘戡主力追兵，与敌人决战。
3纵所有战士和指战员全部做好了牺牲准备。许光达指挥部队背水一战，破釜沉舟，死死咬住敌人。刘戡摸不清3纵虚实，进退两难。西北野战军其他部队从两翼出击，在沙家店和常家山大量歼敌。刘戡见势不妙，下令撤退。党中央和毛主席，转危为安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许光达先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三军军长、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兼甘肃军区司令员。他打完了西北，打出了资历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
“装甲兵之父”：从零开始造一支钢铁力量
新中国刚成立，百废待兴。毛主席认为，国防力量里必须有装甲兵，这是现代化军队的核心。但谁来挑这个担子？
毛主席犯了难。放眼整个解放军，懂装甲、懂坦克、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将领，屈指可数。经过精挑细选，毛主席圈定了许光达。
原因很直接：许光达是黄埔五期炮科毕业，在苏联又系统学习了炮兵和坦克知识。这种组合，在整个解放军将帅里找不出第二个。
就连周总理也看中了许光达，想把他调去外交部。最终经过朱德、彭德怀、贺龙联合建议，才把许光达留在军队，出任装甲兵司令。周总理认可了老总们的意见。许光达就此走马上任。
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。当时三野、四野各有一个坦克大队，坦克全是从国民党手里缴来的，型号杂、数量少、维护难。就这点底子，要建起一支现代化装甲兵。难度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许光达先抓两件事：一是整编，二是建校。他按统一编制整编部队，将原有坦克部队整编为3个战车师，新组建3个坦克团；在天津组建了全国第一所坦克学校，陆续建起3个编练基地和4所坦克修理厂。有了学校，才有人才；有了人才，才有部队。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装甲兵也要上战场。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赴朝参战，1951年4月，他亲赴朝鲜战场实地考察。战场集结怎么搞、坦克如何配合步兵、技术保障怎么跟上——他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到了，都部署了。
他提出一个口号：“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。”他强调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，军事训练与实践需要结合。1957年，他主持组建了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，亲自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。从兵到校，他都抓。
他还大量撰写技术和战术文稿，研究国外先进军事科技，向各大军区推广装甲兵建设经验。他把一穷二白的装甲兵，硬是建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力量。后世称他为中国“装甲兵之父”，名副其实。
就是这样一个人，1955年，当授衔名单下来，他的名字出现在大将行列时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是——慌了。
五辞大将衔：那封让毛主席站起来的信
1955年9月，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。他没高兴起来。当天对家人说了这样一番话：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多少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都牺牲了，自己的这顶“乌纱帽”，是建在战友们流血牺牲基础上的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——他是幸存者，不是应得者。
他想降衔。想得很认真。于是，他开始行动。
第一站：找周恩来。许光达去见周总理，表明自己想评上将，不要大将。周总理没同意，还让贺龙去做他的工作，劝他放弃这个想法。
第二站：找贺龙。许光达找到老领导贺龙，请他出面说情，帮自己降衔。贺龙同样不同意，反过来劝他想开点。许光达没想开。
第三站：给毛主席写信。见两位领导都没能动，许光达决定直接上书。他提笔写了一封“降衔申请书”，措辞诚恳，细数自己的“过失”：他写道，1932年到1937年，自己在苏联养伤，没有参加反围剿，更没有走长征。当同志们在前线吃草皮、啃树根的时候，自己却在干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。这笔账，他没法原谅自己。
他又写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自己在抗大搞了三年教育，后来才到前线，歼敌也不多。别说和其他大将比，就是和很多上将比，他们都比自己高一头。比如王震，打遍大半个中国，功勋卓著——“无论从哪方面，我都比不了他，差了太远。”
申请书最后写道：“为了心安，为了公正，授我上将衔，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。”
第四站：找彭德怀。许光达把这封信拿去给彭德怀看，请求彭老总支持自己降衔。彭德怀直接三个字：不同意。把信还给他，打了回去。
第五站：找罗荣桓。许光达又跑去找负责具体评衔工作的罗荣桓，再次请求降衔。罗荣桓和其他老总一样，坚决不同意。
五个领导，五次拒绝。许光达没有一个“盟友”。整个授衔系统，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想法。
但这封信，送到了毛主席手上。
中央军委召开定衔大会。毛主席拿起许光达的那封申请书，站了起来。他大声对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贺龙等军委领导说：“这是一面明镜，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！”
毛主席越说越激动，走到窗边，两手用力一推，窗户洞开。他站在窗边，声音洪亮地念出了那副对联——“五百年前，大将徐达，二度平西，智勇冠中州；五百年后，大将许光达，几番让衔，英名天下扬！”
整个会场安静下来。没有人再说降衔的事了。毛主席把许光达比作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徐达。这是一种极高的历史评价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定论。
1955年9月，许光达正式被授予大将军衔。他是十名大将里最年轻的，授衔时不满四十七岁。
但许光达还没完全放弃。降衔没批准，他又转而申请降低行政级别。元帅是行政三级，大将是行政四级，上将是行政五级。他申请把自己定为五级。这一次，批了。
于是，十名开国大将，其他九人全是行政四级，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。他拿到了大将的军衔，却主动放弃了大将的待遇。这是他唯一争到的“让步”。
那面镜子，照的是什么
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逝世，终年六十一岁。他没有留下太多直白的话，但那封“降衔申请书”，今天十大股票配资平台排名读来仍然震动人心。
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功劳。从十九岁追赶南昌起义，到应城战场上子弹入腹，到乌龙铺率3纵背水一战救出毛主席，再到白手起家建起中国装甲兵——这些，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，没有一条是假的。
毛主席说那是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”，这个比喻选得很准。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是别人，也是自己。许光达用这封信，照出了一个时代里少见的品质：功成而不居，名至而自谦。
历史给了他大将的定论，他给历史留下了一封信。两样东西加在一起，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许光达。
今天，长沙地铁2号线的终点站，叫“光达站”。站名取自他，人流穿梭，步履匆匆。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，不知道有人曾经五次拒绝别人要给的荣誉。但那面镜子还在，照着来来往往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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